映象新闻

在计税依据、税率上，两地试点方案设置的差别待遇，都有违背宪法平等权之嫌。

一九五三年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三项伟大的任务：第一，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战争，争取更大的胜利;第二，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三年度建设计划;第三，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认为中共不依靠工人阶级，却对资产阶级另眼相看。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具体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项号召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如果在今后两三年内制定宪法，势必重复共同纲领，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11 从上述可见，从《共同纲领》的通过，到毛泽东给黄炎培复信时止，无论是从客观形势还是主观认识，无论是从中共党内决策层还是到党外民主人士，以至于到普通民众，都没有提出以新宪法取代《共同纲领》的要求。

注31斯大林很爱摆架子注32。注29 《论人民民主专政》所表述的国内、国际两个同盟都写进了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不过团体内组织得更好，对外斗争起来，其力更大。

梁漱溟的口号是乡村建设就是我的宪政运动，因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本。但是中国的宪政运动，却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动机，是出于民族立场，属于民族自救运动，是百年来世界大交通之后，基于外在压力的产物。这正是为什么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对政党充满怀疑和否定，反对政党正是和反对宗派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宗派的本质是牺牲大众的利益和剥夺人民的主权。于是明知其为灾为祸，亦只有将就忍受，或且还妄想从灾祸中受到符咒之效（实现宪政）。

梁漱溟强调宪政必须以社会统一、国家统一为前提，以社会力量为基础，是否只是中国的独特性呢？   我们可以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研究为一个参照和比较的坐标。其实抗战前后，梁漱溟对宪政和政党问题有大量论述，值得今天重新回顾。

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已经普遍支持梁漱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因为没有长子继承权，土地和财产的集中程度并不高，并没有很大的阶级分化。他只是为了当前时势需要，而作此联合行动。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处于旧社会崩溃解体，新社会建造未成之际，国家大局因此得不到稳定统一，这是中国民族的生死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打造新的社会组织来解决中国人的散漫，以社会统一促国家统一，因为社会统一，武力才有真正的主体，国家自然就能够统一。这个政治原则和宗教原则相区分的观点为伯克的政党定义开辟了道路，而伯克的著名定义是： 政党是建立在一些人们集体认同的特别的原则之上、以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的联合起来的实体。

政党被接受的前提是克服对分裂的恐惧，在于多元主义的确立。他在《光明报》社论中强调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是一联合体，所以不要看作国内两大政党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就宪政而言，一个政体分成不同的部分，但这并不是说这些部分就是政党。梁漱溟批判国民党建设而不革命，共产党革命而不建设，而现在时势的需要是革命的建设。

此后，乡建派开始作为一个团体组织，介入到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之中。正是在统一抗战的历史需求下，他开始把自己的社会本位思想推向了对中国党派和宪政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中。

局限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来谈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和中产阶级的问题，这恰恰是城乡断裂的表征和后果。也许政体必须首先存在，也许国家统一必须在政党分裂之前，也许这就是使政党相容于统一而不是有害于统一的条件。

这样的多元主义的政党宪政是西方的现代性的产物，因为，在萨托利看来，大量的可识别团体的出现并不能证明多元主义的发展，而只是说明表达的碎片化的发展状态，政党是社会表达的方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学说，如果对于中国长时段历史的解释是有问题的，那么在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格局中，却有其巨大的合理之处，——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的现代革命极其重要，这正是二十年代的大革命之所以席卷中国城乡的原因。萨托利认为，追溯到上个世纪英国的情形我们得出的一个主要教训可能就是政党——如果被接受并恰当地运作——是以宪政治理下的和平为前提的，而不是以导致宪政确立的内战为前提的。今天的多样性的民主概念，在十八世纪的民主之父看来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的民主概念恰恰是统一和一致，因为他们参照的是古代的民主，斯巴达和罗马的民主，而不是自由民主。他们把全部历史说作是阶级斗争史，那恰是为西洋人而说。把自由宪政主义的世界观扩展到政党的两个障碍，一是政党作为宗派，是反对整体的部分而不是整体的部分，二是启蒙运动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信条，它针对的是中世纪的束缚。

1946年，国民党宣布结束训政阶段，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宪法》。二，对内如何完成社会改造——亦即如何建国，他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而选举在一般意识里就只有欧美通行那套方式。政协失败，国共两党和谈失败，正是作为宪政的社会前提的失败

政党是使人们能够利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和权威实施他们公共计划的恰当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区分于宗派。梁漱溟强调宪政必须以社会统一、国家统一为前提，以社会力量为基础，是否只是中国的独特性呢？   我们可以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研究为一个参照和比较的坐标。

梁漱溟的口号是乡村建设就是我的宪政运动，因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本。建国是要大家合起来建一个国，不容有两个以上的建国运动。此非谓政令所在，不敢违抗。政党获得合法地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且只出现在极少数的宪法中，直到今天，在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法律上仍然是私人团体，而没有得到宪法的承认，只有少数例外。

北伐之后的内战和政府的贪污腐败，国民党缺乏政治方向，丧失了革命性。中国三十年来政治上不统一不稳定，社会意志上不统一，最高国权无法树立，是遭日本侵略和失败的内因。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20页），其实，中国农村的状况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已经迈入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现代道路，这正是梁漱溟自己的分析，农村的破坏起缘于外在的压力，——问题只是在于是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范式。这样的多元主义的政党宪政是西方的现代性的产物，因为，在萨托利看来，大量的可识别团体的出现并不能证明多元主义的发展，而只是说明表达的碎片化的发展状态，政党是社会表达的方式。

这是因为，他只有强调独特性，才能够超越同时代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对宪政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崇拜。以往地主或地主名流在歉收之年减免租赋，或向佃农和小农提供帮助和各种保护，而此时这些情况越来越罕见，或者越来越成为麻烦的负担。

多元主义成长于战争和宗教迫害，其实质是宽容原则，是世俗化培养了多元主义。而选举在一般意识里就只有欧美通行那套方式。基本原则上的冲突不是民主的基础，也不是任何政体的基础，真正的冲突的唯一结果是内战和分裂。梁漱溟拍案而起：作不到也得作。

什么时势需要？就是不要以内部不合，坐失国家翻身的时机。只有社会有权，国家才能有权，而这个社会的根本则是乡村社会（而不是今天我们所谓市民社会）。

我想不待我来预告，有心人谁不看到这里？但尽管看到，却无人敢说个‘不字。正是在统一抗战的历史需求下，他开始把自己的社会本位思想推向了对中国党派和宪政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放弃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而是相反。但其实，我们把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其宪政思想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其整体性的逻辑。